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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崇炳虽然为人厚道，品行端正，但时运不济，仕运不开，屡屡参加科举，均以失败告终。一直到四十多岁以后，他才彻底打消走科举入仕之念头，开始专心著作、教书育人的新生活。凭借年轻时打下的坚实基础，“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三经》、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，则手抄全书，记其精语”；“《（公羊、谷梁、左氏）三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老（子）、庄（子）》、唐宋八大家，无不诵习”；“笃志理学，凡先儒语录，尽透本旨”；“于濂溪（周敦颐）、明道（程颢）、白沙阳之言，尤所心契”。再加上个人的好学不倦，坚持不懈，“年八十余“犹能……手不停笔，目不停卷”，八十三岁那年共撰写古文五十余首、时文六十余首、诗余三十余首、诗一百七十余首，所以王崇炳一生著作丰富，题材多种，计有辑录先贤前哲事迹与诗文的《金华四先生书暨吕东莱集》、《金华征献略》、《金华文略》、《历朝怀古》，汇聚个人专集的《学耨堂文集》、《学耨堂诗集》、《诗余》、《广性理吟》，反映讲学讲义与体会心得的《东湖讲义》、《四书口谈》、《丽正规约》，治疗伤寒病症的《伤寒赋症》，集结堪舆风水理论的《地理摘要》、《地理赘言》等著作，并且屡获当时学者之好评。浙江学政汪漋称《四书口谈》、《广性理吟》为“必传之书，可一洗书说之翳雾，不但贯彻（朱熹）〈（四书）大全〉宗旨，更能超轶宋儒藩篱”。御史中丞法海嘱咐东阳知县，“吾早见（王崇炳）其诗其佳。倘有著作，希尽购之”，送到北京。地方硕儒名流张钱云、诸锦等人称赞王崇炳“其诗甚精，迸弃一切”，“其诗逼真，盛唐风际”，给予极高的评价。
经历过科举失利、最终成为学者过程的王崇炳认为，“凡人积学非难，而广学为难。广学之难，难于出身担荷”。相比积累知识、著书立说来说，继承衣钵、传播学术更为艰难。究其原因，主要难在下定决心、责任担当问题上。所以在教育学生“当早立志，穷则宜守，达则思行”，承当起孔孟之道“不至终泯”的社会职责的前提下，王崇炳更是身传言教，“志扶绝学，时时讲学，以启迪后进”为己任。永康五峰书院作为王阳明“心学”嫡系传人卢一松讲学之地，一直被王崇炳等“心学”同仁视为“陶铸人才”的“鸿钧大治”圣地，王崇炳不时参加其学术讲会、阐经述道同时，更希望诸多同仁奋发有为，“毋使（五峰书院）炉中之火熄而不燃”，把五峰书院讲会精神传承下去。自己则不顾年老体弱之躯，仍然奔走在传经授业、教学育人的人生旅途上：七十一岁时担任金华丽正书院山长，仿照朱熹《白鹿洞书院学规》，制定《丽正书院学规》十一条，规范约束莘莘学子的言行举止，为学生“因端开譬、决其障”，善气薰人，不言而饮人以和”。文献有“不旬月，诸弟子心悦诚服，不异程门雪立”之誉。八十二岁应金华金孔时之请，扶杖至藕塘书院讲学，言之有理，诲之不尽，令人深思，给人启迪，“讲义四条，至性豁露”，“闻者无不感动心怵”，学生们“皆恍若发蒙，铭佩勿忘”，心服口服。平时对学生们的教育过程中，王崇炳始终抱着“人人皆可成尧舜”的普世心态，不论其聪明愚笨与否，诲人不倦，勤心训诲，所谓“启迪后进，则大叩大鸣，小叩小鸣，各如其质之高下。而语之初，不强以所难，而亦不欲有所秘。”
总而言之，生活在清初康熙至雍正年间的王崇炳，尽管封建专制日趋强化，社会文网越来越密，学术界崇扬朱熹、贬低王阳明之风日渐盛行，但他恪守知识分子的传统道德底线，并没有因此而改辙易途，改变学术观点，而是固守先师们“吾心即良知”、“知行合一”的谆谆教诲，在自己不曾仕宦、光宗耀祖的平凡生活中，战兢自惕，临深履薄，时时刻刻耨去内心之杂念私欲，以达入圣至贤之境界。在解释自己书房命名为“学耨堂”原因的《学耨堂记》一文中，王崇炳借机阐述了自己的“致良知”之学：“万善皆起于心，犹田之生谷也”；而杂念私欲也“起心田”，似“害苗”之草莠，“无种而生，遇缘而起”，有“缘情而生为情莠，情偏于好为好莠，偏于恶为恶莠，缘习而生为习莠，缘见而生为见莠”……人们应该时刻警惕、时刻扼制，“耨”去其莠，归于天性。讲诵、学习作为除欲去念的有效途经，必须“时时讲”、“刻刻讲”，不仅公开场合要讲、要学，而且日常的行坐立卧等独处其身时，也要讲、要学，“耨之又耨，必使莠根尽拔，莠种尽灭，不能复萌”，从而达到“苗日生日秀，以至成实”，人人达善成贤、“各知所宝”目的。所以王崇炳认为，“心田即善田，亦即书田。虽良田千顷，吾不以易也”。自己一辈子或奔走于各地讲学，传授孔孟之道，屡屡教诲学生“须办一副忠君、爱民心肠”，“磨顶放踵利天下”，或著书立说，条分缕析，提纲挈领，抉其微奥，孜孜以求，都在自觉践行王阳明“心学”先师们倡导的“致良知”、“知行合一”理念，终于以一介平民身份，创造了有目共睹的学术业绩。